说门（一）

门是居处与外界之间的出入口，是建筑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有房屋建筑就有门。《说文解字》谓门“从二户，象形”。甲骨文写作“门”。户为单扇，曰“户”；门双扇并置，即是，“门”。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论语·雍也》）说的就是，门户乃是出入必经之处的道理。

门户可以沟通内外，同时也具有防卫的作用，是一种安全设施，可以有效地抵御外界的入侵，使内部得以隐蔽。《译名》对门和户做过这样的解释：“门，扪也。为人所扪幕也。”的确，门户的设置，可以控制出入，实现外防内守，保障居所的安全，而且，门户还可以界定内外，作为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连接点，或是空间序列之间各个层次的连接点。

门的这种界定空间的作用，在中国古典建筑中表现得最为精彩。中国古典建筑，采用的是平面上横向展开的群体空间组织方式，由单座建筑组成院落，再由院落组成建筑群，由建筑群组成街坊，进而由街坊组成城市，而在这些不同层次的空间之中，起着界定和连接作用的，正是各种各样的门，单座建筑中有房门、院落中有院门、坊巷中有坊门、城市中有城门，在正面大门之外，又有仪门、后门、旁门、侧门。这些门在建筑个体和群体组合之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中国古典建筑重要的表现之一。

作为出入口的门户，也可以叫做“门面”或是“门脸”，这说明，人们对于门的经营十分关注和用心。门的形态既反映地域文化的特征，又表现着人们的理念和追求，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门就建筑主人的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门的形制和装饰，也都直接关系到建筑的等级，折射着礼制制度，在社会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所谓“门第”观念。而“旌表门闾”的做法，不可以光耀门庭，而且，还起着倡导世风的作用。

在中国，门可以说就超越了一般的建筑范畴，它在人们的心中，已经具有了伦理象征意义。门不仅仅是建筑艺术表现的手段，它还是内外、乾坤之界隔，是社会地位之表征，是告示传媒的载体，同时，门也是德行旌表的对象，而门的自身，亦成为人们祭祀的内容，具有扪灾、纳福之功用，并由此而演化出了能够驱邪迎祥的门神。成为一种影响及大、一直延续至今的岁时民俗。

所以后汉的李尤在《门铭》中说；“门之设张，为宅表会，纳善闲（闭）邪，击柝防害。”可见，门不但具有功能作用，还汇聚了多种文化意识，而且，门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蕴，也是十分丰富而深邃的。这些成载着千百年的文化淀和世事沧桑的门 一道道一重重，遍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构成了一幅幅极具中国特色的“门的艺术”和“门的文化”的画卷，着实令人心驰神往，可说是“九重丽天邑，千门壮山川”。

建筑中的门，随其所处位置的不同，而有众多的名称，在皇宫大内称宫门，在官府治所称衙门，在寺庙道观称山门，在军营行辕称辕门，在普通的住宅叫门楼。而随着门的形制和功用的不同，又有门阙、城门、台门、屋宇式大门、衙门、屏门、格扇门、牌坊门、垂花门棂星门等等不同类型的区别。真可谓是绚丽多彩，姿态万千。不过统而括之，中国的门均属于两大系统，即如梁朝顾野王的《玉篇》所云：“在堂房曰户，在区域曰门。”也就是说，门有两大类别，一类是划分区域门，另一类是建筑物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

划分区域门，多以单体建筑的形式出现。它包括城门台门屋宇式大门门楼垂花门棂星门牌坊门等等。而建筑物自身的门，不论是外檐的房门，还是内檐的隔扇，都只是建筑物自身的一个构件，如格扇门、屏门、实榻门、棋盘门等等，与窗子门栏杆花罩等一样，属于建筑内外檐装修的范畴。当然，这中划分，是在院落空间组织原则确立之后才得以形成的，或者说，就只有在门可以独立构成建筑之时，才能够成立的。

实际上在中国，门很早就被作为独立的建筑物来对待，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遗址中的一号宫殿，就是由一座独立的门，和一座殿堂加上廊庑所组成的。这种“门屋+殿堂”构成院落的空间组织方式，主导了中国的建筑群体布局数千年，被《华夏意匠》的作者李允和先生称作“门堂之制”。所谓“门堂之制”，即是由“门屋”与“堂屋”游廊等连同庭院，一起组成一个院落组织的基本构成单位，在以这个基本构成单位，去组成建筑群街坊和城市，门是这个基本构成单位的外在表征，而堂屋和庭院则是内部的使用空间。

门就成了建筑群体空间序列构成的重要元素。门既代表着一个一院落为中心的建筑组群的开始，又表示着前面一组建筑的结束，门是空间转换和心里转换的媒介，门也是建筑群体各个层次空间之间的连接点，它扩大了建筑组群的纵深感，并在总体空间序列中起着起承转折的作用。特别是在大规模的重要建筑组群之中，门的这种作用就显得更加突出。例如在皇宫之中有“天子五门之制”，就是在皇宫的纵深轴线上设有五做座宫门作为前奏和铺垫，不但标示着空间领域，而且，还使得整个空间组织序列显得层次分明，一层层一进进地强化着空间效果烘托着环境气氛。

其实，不只是宫室，衙署、寺院、庙祠，甚至是普通的住宅之中，门的数量也都不少。衙署在进入大门、仪门、戒石坊（公生明坊）等几重门之后，才是大堂二堂和公署。很多寺庙也都拥有多重“山门”，通过头道山门二道山门乃至三道山门，或是牌坊门，才能够到达大殿。而大户人家的住宅，也是要经过大门、二门、垂花门等等之后，才能够登堂入室。可以说，在水平方向上展开的盘大建筑组群之中，空间组织上的节奏和韵律，基本上都是依靠这些“门”表现出来的“庭院深深”的空间效果，也是依靠这些“门”创造出来的，所以很多日都认为：“中国建筑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过了一门又一门。”

由于门的建筑造型和数量关系到尊威治象，所以门在古代必须要按照礼仪制度来设置，“门制”也就成了尊卑贵贱的重要表征。而门制首先对门的数量就有所限定，《周礼》中即对天子宫室的门制做过这样的规定；“王有五门，外曰皋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郑玄注）。这是讲帝王的宫室可以建造五重宫门，而诸侯则只能建造库门雉门路门三重大门。这种以门的数量和名称来表示建筑等级的做法，是中国传统建筑布局的重要原则。

五门之制，一直被历代帝王视为古制，在宫室规划时多有运用。唐长安的皇宫大内即设有五重大门，从皇城大门朱雀门开始，由南向北依次为：承天门、嘉德门、太极门和朱明门。朱雀门相当于皋门，承天门相当于雉门，嘉德门相当于库门，太极门相当于应门，朱明门相当于路门。明清北京的紫禁城也是如此，从皇城大门到太和殿之前，也是五座大门：大清（皋门）、天安门（雉门）、端门（库门）、午门（应门）、太和们（路门）。

“天子五门”的制度之外，又有九门之说，郑玄在《补记·月令》注中云；“古天子九门，一路门，而应门，三雉门四库门五皋门六城门七近郊门八远门九关门。”这是在皇宫五道大门之外，又续上了城门郊门与关隘之门，凑成九五之数，以征天象，九为阳数之极，五居中。《易经·乾卦》称“九五，飞龙在天”，是帝王之象，故帝位又称为“九五之尊”。

汉代宫苑中门的数量，即常用“九五”之数，来丽壮观象天极。据《关中记》记载：末央宫“宫殿门八十一掖门十四”，两项相加为九十五，正合九五“之数。而古代宫苑中设门之多，亦可从中窥其一斑。

门的数量的多少，显示着王权的至尊威严，凝聚着封建礼仪制度，也表现了宫室建筑规模的宏大，所以历代帝王都非常注重门的设置，并不断的追求其建造数量，越是规格高的建筑，门的设置得也就越多。唐长安城皇宫（太极宫）中，门的数量，就大大超过实用性建筑的数量。按《长安志》的记载进行统计来看，太极宫中称为“门“者，竟然达到了列名建筑的五分之三。北宋东京汴梁宫城内的门的数量，也大大地超过列名建筑（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而明请时期北京的紫禁城，更是号称拥有”千门万户“。

从宏观意义上讲，一重门代表着一方领域，一道门又有着一定的意义，历代的君王，正是在利用这种“门的设置艺术“，去应合天地阴阳，将宫室变化为千门万户的。班固《两都赋》中说汉代的宫苑是”张千门而立万户，顺阴阳以开阖闾“，唐人李峤《咏门》诗中的”奕奕彤围下，煌煌紫禁隈。阿房万户列，闾阖九重开“，就都是基于这种思维模式。

按照封建礼制，除了皇宫之外，其他建筑便不能设置这么多的门了，衙署和寺观等公共建筑的主轴线上，一般最多可以设置三重大门。如北京雍和宫的主轴线上，就没有牌坊门昭泰门和雍和门三重大门。四川灌县的二王庙拥有山门庙门重门三座门，各地衙署中的得大门仪门和戒石坊（公生明坊），相加起来也是三座大门。而普通的住宅，则多为二重大门，规模较小的一只有一重大门了。

但是，有些特殊建筑为了营造环境氛围，主轴线上门的数量，却可以超出规范。如山西解州的关帝便拥有端大门、雉门、午门、山海钟灵坊等四座大门；山东曲阜孔庙则拥有圣时门，弘道门大中门、同文门、大成门等五重大门，若加上牌坊门，那数量就更多了，这是因为关帝和孔圣的地位非同一般，属于特例。

说门（二）

在独立构成建筑的区域性大门之中，城门是最为高大的一种门，它下有城台，上建楼阁，矗立与城池内外交通的必经之地，城门高耸，威严壮观，既用于抵御外敌辖制城内，又可以登高眺望，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构筑着传统城邑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天际线。

虽然城门的设置多实际的需要而定，但是中国的许多城门，特别是帝王的都城和皇城的城门，在强调实用性的基础上，还往往带有政治意义。为了表现权威，古人常将天庭的秩序，映现在城市建设和城门的布置之中，以追求上天相应合。这就是《易经·系辞》中所说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吴越春秋》中记有吴王阖闾请伍子胥筑吴城，以天数威摄邻国，图谋霸业的故事：“子婿乃使相上偿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围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立闾门者，以象天门，通阊阖风也。立蛇门者，以象地户也。”足见城门的设置不惟使用，而是已经上升到了与强国事业相关的高度。

《周礼·考工记》中载有古代都城的理想模式，那就是被后代世奉为经典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国”指的是都城，“旁三门”是说在王城的东西南北四面，每面各设置三座城门，也就是一共设置有十二座城门。而每座城门，又都应该有三条道路通过城门。十二座城门正合十二辰十二律十二宫十二支，与天位相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九经九纬，是用道路将都城划分为九宫，九宫应九星，同样也是秉天而行的王权象征。

汉代的都城长安，即将“都城十二门”的理想付诸实践。《三辅黄图》中记载有；汗长安成“面三门，四面十二门，皆通达九逵，以相经纬。”班固的《两都赋》亦云“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不仅如此，十二门之名目，亦尊方位应天象。如东面的霸城门，因东方为青龙，故又叫做“青城门”。而汉代以后，都城门的设置，虽然大体上仍旧参照“都城十二门”的制度，但是，实际上多因地制宜，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唐代的长安城共有十六座城门，东南西三面各有三座城门，北面却设置有七座城门，似乎不合古制。但是，仔细分析一下便会发现，北面东边的四座城门是开在皇宫禁苑之内的，真正供百姓日常出入的城门，北面也是三座。若将宫苑中的门扣除不论的话，实际上，唐长安也是十二座城门。而后来的元大都十一座城门，明请北京城九座城门，也都是皇宫所处的位置和忌讳在皇宫正北面开门的原因所致。

既然城门在皇权政治统治中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城门的地位自然就非常重要了，所以城门采用的都是高规格的“台门”形式。台门的下部是砖石砌筑的礅台，上部建有木结构的楼橹，在独立构成单座建筑的门类之中，它是体量最大防卫性能最好也是等级最高的门。《礼记·礼器》云：“天子诸侯台门，此以高为贵也。”除了城门之外，只有皇宫大内苑囿行宫皇陵宝城和各地亲王的王城，才能使用这种台门。而皇城和宫城的大门，为了显示至尊无上的地位，还会特意用阙门为正门，以表现皇家宏大的气魄，这样皇城和宫城的大门，就会显得非同一般了。

阙，《说文·解字》谓“阙，门观也”，是为门之观也。《名义考》：“故者宫廷为台于门外，作楼观于上，上圆下方，两观相植。中不为门，门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释名》也说：“阙，阙也，在门两旁，阙然为道也。”实际上，阙原本指的是在出入口两侧加建的楼观，因为与门有关，故而又合称为门阙，其作用是为了突出门的形象。阙的形制有两种：一种是独立的双阙，与门完全脱开，早期的阙基本上都是这种形式；另一种是在两阙之间连以门，阙与门形成一个整体，这种阙在汗魏时期较为流行。

汉代以前，阙并非皇家宫门所专用，城门处建有城阙，宫室中建有宫阙，贵族宅门有宅阙，祠庙及墓室中也带有阙。当然，这些阙一般人是修建不起，也不能建的，它是权贵的象征。唐宋以后，阙仅限用于宫门，成为皇家专用的建筑形制，故天子的居处又称为“天阙”、“宫阙”。 阙的功用一如李尤《阙铭》所云：“皇上尊严，百姓载依。国都攸处，建设端围。表树两观，双阙巍巍。”因此《白虎通义》才说：“门必有阙者何？阙者，所以饰门，别尊卑也。”

阙门既为皇家御用，那就是非壮丽而无以重威了，阙门的形象日趋高大，带有“竦以造天”、“与天界相通”的意义，故此，张衡在《西京赋》中学写道“正紫宫于末央，表 阙于阖闾”。高大的阙楼标表宫门，朝廷又出教令于上，所以阙门也称作“象魏”；“一其悬法为之象，状其巍然高大谓之魏”。（《名义考》）这是说，古时在阙之上悬有教象典章，所以叫做“象”，而巍通“魏”，故阙门之别称又叫作“象魏”。颜真聊的《象魏赋》，将阙门之作用表述无遗：“有唐之建都兮，盖法天而立象。浚重门于北极，耸双阙以南敞。夹黄道而巍峙，斡者云之直上…..魏魏双阙兮岳立云峙，政令因斯以绵有兮，黎元赖此以获理。”

阙门在唐宋以后，演化成为在横向门楼的两侧向前伸出两翼，形成环抱广场的建筑形成。这种阙门的雏形， 我们在麦积山石窟西魏壁画和敦煌石窟晚唐壁画中都可以见到。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两个方面来看，唐长安西内宫的正门、宋汴梁宫城正门丹凤门、元大都宫城正门崇天门，以及明请紫禁城的午门，都是沿用这种阙门形式。

紫禁城的午门是惟一留存至今的阙门。平面呈“凹”字形。下部为高大的城台，上面建有楼阁，中央部分是面阔九间、重檐庑殿顶的门楼，左右两翼，各有两座重檐攒尖顶的阙亭，阙亭之间有廊庑相连。从正面看，午门是一座呈环抱形的巨大城楼，俗称“五风楼”。

午门紫禁城宫城的正门，地位显赫，具有礼仪作用，午门还是皇帝下诏书、誓师出征和获后归来献俘的地方。在宫城阙门前的广场上，举行这种声势浩大的仪式，是遵循“宣政令于门阙”的古制。《汉书·五行志》中讲“门阙，号令所由出也”。又阙，法令所以出也“。同时，在宫城阙门前讲武阅兵，也是为了展示帝王朝廷所具有的威震天下的震慑能力，所以，抗金名将岳飞在那首壮杯激烈的《满江红》中，才会吟出”朝天阙实际上在古代，不捆是宫城们、皇城门、还是都城门，它们都已经被帝王门用作面对公众、制造居高临下的政治影响的特殊舞台。

普通的城门没有皇宫城阙那么壮观，但是在城门之上建造楼橹，却也是十分普遍的，中国的城池大多建有带城楼的城门。城门楼与阙门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阙为门两侧有楼观，而城门楼则只在门之上建有一座楼观。

城门上的木结构楼橹平面，多为矩形，开间数量多少不一，小的只有三开间，如辽宁兴城的城门楼，而最大的是北京的正阳门，城门有九个开间。一般情况下，城楼的楼层，多为一至二层，重要的城门。楼橹也有做成三层或是重檐的。如北京和西安的城门楼是二层三重檐，嘉峪关的城门楼是三层单檐，而山西代县的边靖楼则是三层四重檐。

城楼的下部是礅台，礅台为土质外包以砖，城门洞口开在礅台上。宋以前，洞口采用木构架过梁式，在门洞的两边立“排叉柱”，用木构梁架承重，洞口呈圭角形。明清以来，城门洞普遍采用砖券结构，洞口呈拱形。城门的门扇，也改用铁叶包锭的、可以上下起闭的千斤闸，抵御火攻的能力明显提高。而城门的洞口的数量，一般是根据城池的规模和等级而定，开一个或是三个门洞，特殊情况下开五个门洞。

汉唐时期都城的城门，多开设三个门洞，以应“三涂之制”。所谓三涂，就是城门开三个门洞，穿过三个门洞有三条道路并行。经考古发掘，汉长安的霸城、宣平等四个城门，已经得到证实长安的每个城市确有三个门洞，居中的门洞宽7.7米，两侧的门洞宽5.1米，门洞距离4.2米。这正好符合班固《两都赋》中“披三条之广路”的说法。

三条道路中为“弛道”，专供天子御用，两旁称“旁道”，供其他人行走。《三辅决录》对分道而行的作法作过这样的解释：“左右出入为往来之径，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别。”陆机在《洛阳记》中对此有更加具体的描写：“城内大道三，中央御道，两边筑土墙，高四尺，公卿尚书服从中道，凡人行左右道。左入右出，不得相逢”，说明我国“右行规则”源远流长。

唐代长安城的大多数城门，也都没有三个门洞，但是难免的明德门，却开有五个洞门，这是因为明德门是正门，地位最为重要，与实际出入的需求并不相关，而是从礼仪制度来考虑的。

宋代以后，三涂归一，城门洞口一般只开设一个，这样更加有利于防御。不过皇城和宫城的城门洞，还是遵循礼制，按照等级制度开设城门洞，像明清北京皇城的城门天安门，就开设有五个门洞，等级最高，承德避暑山庄的正门丽正门，属于行宫，故降一等开设三个门洞。此外，明清时期皇城与宫城的门洞，都是中间的门洞大于两侧，按照《国朝宫史续篇》的说法：中间是专用为帝王开设的，平时关闭，而两侧的门洞则是，文武官员出入由左，宗室王公从右进出。

说门（三）

独立构成建筑的区域性门类中，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门 牌坊，牌坊也叫做牌楼，古名“绰楔”。虽然它具有划分和标示空间领域的作用，但是，由于牌坊一般不装门扇，所以并不具备防卫和界隔的功能，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礼仪性的大门。

牌坊与牌楼之间的区别，仅在于是否有楼，也是是否做有“檐楼”。牌坊由立柱和梁坊组成，牌楼则是在梁坊之上再起楼（檐楼）：牌坊用冲天柱，牌楼则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尽管牌坊与牌楼的形制略有差异，不过在民间，牌坊与牌楼却可以相互混称，多用牌坊抑或牌楼，作为这一类建筑的统称。

关于牌坊的起源，有两条线索：一说是牌坊源于“表闾”坊门，强调字牌旌表关系：另一说，则讲牌楼是由“连阙”演变而来，所以牌楼带有门阙式的檐楼。或许我们也可以认为，牌坊与牌楼，原本就是分别由两个不同的源头演变而来，但是不管怎样，牌坊与牌楼的缘起都与“里坊”有关。

中国古代城邑居民的聚居单位称作“里”，“里”是封闭性的，四面建有围墙，里门叫做“闾”，北魏以后“里”改称为“坊”闾门和坊门是居民日常进出的必经之路，所以说为了宣扬教化，官府便借助闾门、坊门，对里、坊内居民的嘉德懿行加以表彰，即将表彰辞句标于闾门、坊门，这种做法就叫做“表闾”，或是“旌表”。

《书经·周书毕命》中将旌表的意义讲得非常清楚：“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有关旌表的最早记载，是《史记·周本记》中周武王“表商容之闾”一事。汉代以后，旌表之风日盛，历代记载不绝于史。《后汉书》中载“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失婢》诗中的宅院小墙库，坊门贴榜迟“。说的也是一种张榜于坊门的表闾方式。

宋以后里坊制度瓦解，坊门失去了****防范的作用，墙去门留，坊门以象征性的大门存在，并逐渐转化成为通行无碍，仅起着标示作用的牌坊。宋《平江府图》碑刻中，就绘有这种脱离坊墙的坊门，其形式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牌坊。

在《平江府图》众多的坊门之中，有一个题为“武状元坊”的坊门，是以功德标榜坊名的实列，明显地带有“表闾”的痕迹。《宋史·郎简传》中，也有以表彰德行业绩为坊名的记载，该传记中说郎简为官公正、乐善好是施，八十九无疾而终，故朝廷“榜其里门曰德寿坊”。这就表明，旌表门闾的做法，在里坊制度解体之时，并没有间断，由于旌表门庭原本就与门禁功能无关，而只是对独立后的坊门进行雕饰增华，所以在坊门向牌坊的功能的转化的过程中，起到过一定的促进作用。

元明以后，旌表建坊的做法更加“普遍”。《明会典》中的记载表明：当时“凡有孝行节义，为乡里所推重者，据各地方申报，风宪官核实，奏闻即于旌表”。于是，牌坊也就作为一种独立的建筑形式存在了，而明清时期，各种材质建造的牌、坊牌楼，也已经遍布城乡各地。牌坊的功能亦随之有所拓展，衍化出了功德坊、贞节坊、标志坊、纪念坊、陵墓坊等多种不同功能的牌坊。其造型有的华丽，有的简洁，有的奇巧，有的古朴，从南到北，如同颗颗明珠，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

牌坊的形制较为简单，由冲天柱与额枋构成，通常为一间二柱，或是三间四柱。牌坊用的冲天柱，是由“桓表”发展而来，据学者推断，坊门与桓表相结合，便形成了“乌头门”，乌头门又衍生出了“棂星门”及“冲天牌坊”。棂星门与冲天牌坊很相像，不过它更接近于宋《营造法式》中记载的乌头门。棂星门的“棂星”本是“灵星”，古代祭天时要先祭灵星，宋代营建郊坛时始建“灵星门”，后改写为“棂星门”并一直沿用至今，故坛庙中才用棂星门。早期的牌坊与棂星门均为木制，明代以后才有石制的牌坊和棂星门出现，概用盘车吊石料的施工技术普及之后，石碑坊逐即风行于世。

牌楼的形制则较为复杂，有冲天柱式的，也有带夹楼、边楼柱顶不出头的。冲天牌楼的楼数一般与开间一致，但也有单开间三楼的形式，如安徽黄山洪坊村石坊在单开间的额坊顶部起三座楼、北京成贤街牌楼在单开间的立柱两侧出挑边楼。而柱顶不出头的牌楼，常见的则有一间二柱三楼、三间四柱五楼、五间六柱十一楼等几种形式。对于柱顶不出头的牌楼，亦有人指出是受汉魏时期“阙门”的影响所致，由于乌头门不够隆重，满足不了强化门庭的需要，于是人们便将阙楼的形式吸纳进来，形成带有夹楼和边楼的牌楼。

牌楼因所用建筑材料的不同，而又有木牌楼、石牌楼、琉璃牌楼和砖牌楼之分。早期的牌楼均为木制，但是，由于木材的耐久性、防火性较差，不宜用在纪念性较强的地方，所以后来就出现了石碑楼和琉璃牌楼的做法。石碑楼基本上都是仿木结构的，梁、柱、斗拱和檐楼均用石材雕凿而成，质朴灵巧、简洁素雅。而砖牌楼和琉璃牌楼，虽然也是仿木作的手法，但是，其形制更接近阙门，造型厚重装饰华丽。

从平面形式来看，牌坊一般都是“一”字形，单排柱没有进深。不过也有为数不少的牌楼，在一子排开的柱列两端开叉，形成平面呈“”形的所谓“八字坊”，以加强牌楼结构的稳定性，使牌楼的造型立体化，如河南汤阳岳飞庙的“六柱三间五楼牌楼”开封山陕会馆的“大义参天牌楼”、湖南澧县东溪乡的“余家牌坊”、浙江宜兴的“状元坊”、江西宜黄县潭坊乡的“大司马坊”等等。还有少数牌坊，采用四面围合的“口”字形平面，如安徽歙县的“许国坊” 、丰口的“进士坊” 、山西曲沃县孝母巷的“大司牌楼”等等。

另外，在岭南地区还有一种面阔三间进深二间的立体牌楼，这种牌楼有三排立柱，当心间阙然为道，两边的次间高于地面。有人认为这种牌楼是门塾式坊门的遗制，高于地面的次间是堂塾，中间的道路可以通车，属于由里坊之门转向牌坊门的一种过度形式。其代表性实例有广东佛山祖庙的“灵应牌坊” 、广州“五仙观牌坊”等等。

但是，不论牌坊的形制有多少变化，牌坊都是由立柱额坊和檐楼三个部分组合而成的，基本结构都一样，只是随其组织方法的变化，所用材料和装饰手段的不同，以及地方做法是的差异，才使得牌坊的造型千变万化，显现出十分丰富多彩和感人至深的面貌。

说门（四）

屋宇式大门，是独立式的区域性大门中典型代表，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大门形式，其建筑形态，呈现为一座单独的房屋建筑，既是“门”又是“屋”，上自皇帝的宫门，下至普通百姓的宅门，应用得十分广泛。这一类大门之中，规模较大的宫门，呈多开间的门殿形式，而等级较低的宅门，则只是单开间的门屋。屋宇式大门有两种形式，完全独立的单体建筑“门屋”，和倒座建筑与出入口相结合的“门塾”。

屋宇式大门仅次于台门，属于高规格的区域性大门，一般只能用于重要建筑的南面正门，皇宫里的宫门，无疑是独立的屋宇式大门之中最为高贵华丽的。《尔雅·释宫》称宫城“正门谓之应门，宫中之门谓之闱”。是说上古时代，皇宫的正门叫做“应门”，皇宫内的侧门叫做“闱”，故此，后世有“宫闱”一词，专指内宫。

等级较高的皇宫中的屋宇式大门呈门殿形，前后檐完全敞开，大门门樘安装在正中央的脊檩部位，门前屋檐下的空间称做“门堂”，门面开阔气派非常。除皇宫之外，皇家的坛庙和陵墓的正门，也多采用这种高等级的大门，如天坛的祈年门，明十三陵长陵的稷恩门，清东、西陵的隆恩门，曲阜孔庙的弘道门、大中门、大成门，解州关帝庙的午门等等。此外，王府也可以使用这种大门，不过等级要比皇宫的宫门低得多，即使是在皇宫内部，难免的正门与旁门侧门后门，在形制是也都完全不同。屋宇式大门中等级最高的宫门，当属北京紫禁城中的“太和门”。

太和门位于太和殿之前，明代时称“皇极门”，是明清两朝的当朝正门。大门面阔九间，进深四间，重檐歇山屋顶，坐落于汉白玉须弥座台基之上。台基下设铜鼎四座，铜狮一对。太和门前有内金水河玉带桥，两侧廊庑间设昭德贞度二掖门，以为左辅右弼，一派庄严壮丽的气象。太和门还是“御门听政”的地方，作为外朝（治朝），皇帝曾在此门中处理政务，《乾隆御制诗》曰：“御门折本待纶宣，例事亦为勤政先。了识安民在察吏，未能去慝且求贤“。

与太和门同样采用门殿形式的大门，还有内廷大门、乾清门，以及宁寿门、慈宁门、文华门、武英门等等。不过这几座宫门的地位，远不如太和门，面阔只有五开间，屋顶是单檐歇山顶，台基也没有太和门的高大。但是，这几座宫门的两侧，随着宫门建有“八字琉璃影壁“，影壁壁身装饰着彩色琉璃花卉，做工精细，仍然不失宫廷大门的气势。

这种带有影壁的门殿式宫门，在皇宫中也只能用于重要建筑群的南面正门。三大殿周围的旁门侧门等等，虽然也用门殿的形式，但是都较为朴素，没有影壁彩绘，装修也比较简单。而一些位置不重要的屋宇式大门，如衍祺门等，只有三个开间，屋顶也做成硬山式，等级就更低了。

在古代，建筑形制是受到礼制制约的，屋宇式大门也不例外，中国历代的政府对屋宇式大门的形制有所规限。《唐会要》规定官员住宅的大门是：三品以上门屋不得过五间五架，五品以上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六品七品一下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明史》中也记载了类似的制度：“公主府第正门五间七架，大门绿油铜环，石础，墙砖飧凿玲珑花样。公侯府门三间五架，用金漆及兽面锡环。一二品门三间五架，绿油兽面锡环。三至五品三间三架，黑油锡环。六品至九品门一间三架，黑们铁环。”

清代，虽然没有像前朝那样，严格地规定官民宅院大门的间数，但是对于住宅大门，也还是有很多制限的。《大清会典》事例载有：亲王府的正门广五间、启门三间，均红青油饰，金钉九行七列六十三个，屋顶覆盖绿色琉璃瓦。郡王世子府正门金钉比亲王府少七分之二，九行五列四十五个。贝勒府正门三间，启门一间，门柱青红油饰。公侯以下官民瓦屋，门用墨饰。

这说明清代只有皇帝的宫门，才能做到五开间、七开间，甚至九开间，才能够使用重檐歇山式的屋顶，覆盖黄色琉璃瓦，大门的门扇才能够漆成红色，门饰九九八十一棵金色门钉。王府大门就只能是三到五开间，朱漆大门，绿色琉璃瓦屋顶。而一般的官员住宅的大门，则只有一个开间，屋顶为硬山黛瓦，门扇漆成黑色。

除了皇宫王府可以使用三开间以上的门屋形制之外，衙署、寺院、庙祠等公共建筑的南向大门，也都采用屋宇式大门的形式。衙署的大门一定朝南开设，一般是三到五开间，级别高的开间多，屋顶做成悬山硬山的居多。大门的对面建有砖砌的影壁，大门的两侧有向外伸出的“八字墙”（八字影壁），寓意“向明而治”，在门前形成围合之势，所谓“八字衙门朝南开”，就是对这种衙署大门形制的一种概括。

寺院的山门，在北方地区也多为屋宇式大门，三开间的占多数，当然也有五开间的。三开间的山门，中间的当心间设门，五开间的中间三个开间设门。山门的屋顶多做成硬山或是悬山，不过早期建造的寺院也有用歇山顶甚至庑殿顶做山门的，如天津蓟县独乐寺的山门与山西大同善化寺的山门，都做成庑殿顶，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山门一般为横列并排的三座门，象征着佛经中的“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所以山门也叫做“三门”。宋代以前，三座门多做成楼阁，敦煌壁画即为佐证，现存的山西陵川崇安寺的三座楼阁并排式的山门就是这种做法的遗制。但是宋元之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山门，基本上都是单层的屋宇式大门，而在很多场合，两侧的门还被减化，建成随墙门，甚至被省略掉。

普通住宅的大门被限制得较严，北方一带住宅门屋的形制，多为独立的单开间大门。北京地区为代表的单开间门屋，有广亮大门金柱大门蛮子门和如意门之分。

广亮大门虽然只有一个开间，但是它的宽度和进深，都要比两侧的房屋大一些，屋顶也高一些，门扇居中安装在脊檩之下，做攒边板门，屋面为硬山瓦顶，用清水脊或是元宝脊，山墙的墀头带有砖雕装饰，台基也比较高，踏步做成垂花踏跺。金柱大门和蛮子门，基本上与广亮大门的形式差不多，区别仅在与门扇安装位置，广亮大门的门扇安装在正脊之下，而金柱大门的门扇安装在金柱之间，蛮子门的门扇安装在檐柱之间。如意门是在檐柱之间先加砌一道砖墙，再在墙上开一道较小的门。

在这几种大门之中，广亮大门的等级最高，只有有爵位的贵族和官员宅邸能够使用，一般的富户，即使有钱也不许修建。于是，人们便只好对门的形式稍加变通，创造出既具有门屋的形象，在做法上又有所区别的蛮子门和如意门，以回避门制的种种规限。而这几种大门与广亮大门之间的区别，除了在装饰上有繁简之别以外，只是门樘安装的位置依次向外推移。广亮大门的门扇安装得最靠里，金柱大门次之，蛮子门和如意门最靠外。门扇的这种由里向外推移的变化，其实也是古代门制等级差别的反映。从视觉效果来看，门樘的位置越靠外，门的造型越缺乏深度感，反之，越靠内则门面越有气势。

门塾式大门也是屋宇式大门的一种，所谓门塾式大门，就是利用围合院落的一座房屋（也称为倒座）的中间部分做门，两侧仍然作为房间使用。这是一种古老的门制，现今发掘出来的年代最早的合院式建筑，陕西岐山凤雏西周建筑遗迹的大门，就属于这种形式。

之所以称这种大门为门塾式大门，那是因为这种门两侧的房间，在上古时期叫做“塾”。《尔雅·释宫》讲：“门恻之堂谓之塾。”蔬曰：“门侧之堂，夹门东西者，名塾。”两塾相对，夹门而设，即出现了“门塾”一词。上古时期的宗庙和士大夫的住宅大门，都曾经采用过这种门塾式大门。我们从现在出土的汉代陶制院落明器中，也能够见到这种形式的大门。

商周时期，门两侧之塾与廊庑一样，也用于收留食客，故有“门人”、“门客”之说，而这些门人、门客也经常在塾中授教，于是《礼记·学记》中便有了这样的说法：“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后世的学者便据此推测，门塾是为私塾教育之源头。

门塾式大门应用的非常广泛，从南到北各地都有，而尤以南方最为常见。通常的做法，是在三至五开间的建筑明间处设门，门樘靠近前檐柱安装，后檐柱间安四扇屏门，两边装折门（也有不装折门的）。屏门具有遮挡内部庭院隐私的作用，若不遇重大事件或红白喜事，平时是很少开启的，人们出入，都要先进大门，再绕过屏门，才能到达庭院。规模较大的门塾式大门，入口凹入的部分也有做到三个开间的；或是将明间扩大后，再把明间分为三个开间的做法；但是，真正进出的门都只有一个开间，安装两扇攒边板门。

门塾式大门不仅仅适用于住宅，在南方很多地区，还大量应用于寺庙和祠堂公共性建筑。而且，这种门还有很多的变化，比如为了突出出入口，门上面的屋顶，有时会被刻意地加高。闽南和广东潮汕地区的民宅，就常常把门上部的屋顶加高，并另做两条垂脊，以使门的部分看上去呈现独立的建筑形象，这种做法与古代中间部位高两侧略低的“门庑”形式极为相似。公共建筑，还在大门的骑门坊上，再升高另做屋顶以壮观瞻，安徽绩溪县上庄祠堂的大门，即是在门塾的屋顶之上，局部加建了歇山顶。浙江兰溪诸葛村大公堂的大门，则是在门塾的屋顶之上，又加建了一个牌楼式的重檐屋顶。

而当整个院落建筑均为楼房、外部四周高墙耸立时，一层的如楼大门就显示不出来了，于是人们便采用变通的手法，沿着墙壁，将门做成砖雕的牌坊或是门罩。这种处理手法与随墙门很相像，但是墙的后面不是庭院，而是一排建筑，大门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开间。这是江南天井式庭院住宅最常见的出入口处理方式，很多南方的寺庙、祠堂的大门也都采用这种方法。

说门（五）

屋宇式大门之外划分领域的门也常常做成墙门，就是在墙面上开门，这是一种比较简便的做法。在中国古代，官府规定“非品官毋得起门屋”，所以普通百姓的宅院的大门和公共建筑中的的一些旁门侧门，就是能建造成墙门了。墙门在南方也叫做“库门”，它虽然不及屋宇式大门隆重威严，但是更加经济，还可以不受限制，自由发挥，其造型随着地区的差异，亦是十分丰富多彩。墙门总括起来有三种类型：门楼、随墙门、门洞。

门楼指高于围墙的墙门。北方的门楼，砖敦瓦顶，带脊的叫“起脊门楼”，元宝脊的叫“滚脊门楼”。尽管这种墙门只是在围墙的豁口处，立两个围墙更加厚实的砖墩，再在其上做一个瓦屋顶，并未真正起楼，但是，由于它独立于围墙并高于围墙，人们仍然乐于称它为“门楼”。皇宫大内的琉璃门，可说是门楼之中最为豪华的一种门。

北京紫禁城中的琉璃门，也是砖砌的门楼，但是砖墩和横楣都用黄绿二色的琉璃砖做的饰面，砖墩的下部还做成石质的须弥座，屋顶覆盖彩色琉璃瓦，檐下的斗拱亦用琉璃制品仿制，整座建筑色彩绚丽、富丽堂皇。根据门的重要性，一些琉璃门的两侧，还做有高出围墙的“一子”形琉璃影壁，用以烘托门庭的高贵，其实例有斋官门、养心门和建福宫花园大门等等。

砖石坊木结构的门楼造型，是从木构的衡门发展而来。用两根原木立柱，上架一根横木梁，这便是最原始的门，故人称之为“衡门”，“衡”与“横”相通，是横木为门的意思。颜师古在《汉书》注中云：“衡门，谓横一木于门上，贫者之所居也。”《诗经·陈风》中有“衡门之下，可以棲遲”之句，这是最简便，也是最古老的院门做法，在乡间，至今仍然能够见到。唐宋时期的”乌头门“即源于衡门，是在衡门立柱的顶端安装饰性的瓦筒，再以墨色染之，故称乌头门，宋代的《营造法式》一书中绘有乌头门的具体式样。

后来为了遮挡风雨，人们又在衡门的门框上端，做两坡草顶以保护门扇，于是便将这种原木草顶的门，称之为柴门或是蓬门。使用原木和茅草建造的柴门，质朴素雅，《礼记·儒行》即曾用上古的“荜门圭窬、蓬户瓮牖”，来倡导儒者安贫自守，故后世常以柴门代表品行情操，崇尚返朴归真，追求所谓的“蓬荜生辉”的纯朴效果。

这种木构的柴门，后来也有精耕细作，讲究装饰效果，并被加上斗拱和瓦屋顶的。汉代明器陶屋的院门，就有采用这种形式的，宋画《清明上河图》中，也画有这类带斗拱的木构门楼。北京紫禁城御花园中的集福门和延和门、 山西汾阳太符观的山门，都可以看做是这种门楼中比较考究的一种做法，而明清时期流行的垂花门，也很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垂花门的最大特征是在立柱上出挑悬梁，再在梁头之上立不落地的短柱，短柱的下端做“仰覆莲”、“垂莲花”、“风摆柳”等雕饰，呈垂花状，故名垂花门。垂花门有几种形式，独立柱担梁式的垂花门最为简洁，常见的还有一殿一卷式的垂花门和五檩单卷棚式的垂花门。

担梁式的垂花门只有一排柱一个开间，一排立柱的两边前后出挑垂莲柱。前后檐的立面基本上一样，造型接近于门楼。一殿一卷式和单卷棚式的垂花门，进深较大，在前檐柱间案板攒边板门，后檐装四扇屏门，两侧与抄手游廊相连接，若无重大礼仪活动，屏门一般不开，平时走两侧的廊子。

一殿一卷式的垂花门，屋顶前部为带有正脊的悬山顶，后部做卷棚，以勾连搭的方式相连接。而五檩单卷棚式的垂花门屋顶，则采用一个与门屋相近的卷棚悬山屋顶，垂花门通常用于园林和宅院之中，一般不作为大门使用，在园林中多用作园中园的入口，而在宅院中则用作二道门。垂花门是分隔内外宅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内部庭院中的点缀和装饰，所以垂花门在坊檩之间都有精彩的雕刻彩绘，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可以有效地渲染环境氛围。

随墙门也是应用及广的一种区域性的大门，随墙门是在墙面上开门，再随着墙面做各种建筑处理。常见的做法，是在门的两侧贴墙立两根柱子，柱子上安装梁坊字牌，再做斗拱出挑屋檐。这种做法叫做“披檐门脸”，在山西、陕西和南方一些地区较为普遍，如山西晋城西文兴村的“行邀天笼”大门，就是披檐门脸做法的佳作。而只在门的上方做砖、木屋檐的，叫做“门头”或是“门罩”，将门的四周用砖石做成牌坊形的，则叫做“牌坊门脸”。

门罩南方最多，是由门前的坡檐演变而来，原本落地的两根檐住，随着屋檐的逐渐变小而被省略掉，遮风挡雨的坡檐，也就变成了装饰性的门罩和门头。门罩有木构和砖雕两种类别，木构的门罩都带有垂柱，上做木檐瓦顶。砖雕的门罩也是仿木结构，用砖做出立柱梁柱斗拱和椽子。复杂的砖雕门罩，檐口下有多重梁坊，中间留出供题刻门额的“字碑”，梁坊之间布满了雕饰，做工精细、图案优雅。

牌坊门脸也叫做“门式坊”，是比较讲究的一种随墙门做法，通常是以石料做成门框，在门框的左右用砖石砌出壁柱。门框的上方做门罩与壁柱相连，形成一种贴着墙面的牌坊状装饰。这种牌坊状的门脸装饰，在住宅中，以单开间的做法较为普遍，但是，也有取得功名的富户为了光耀门庭，表现大门的气势，将牌坊装饰做成三开间，甚至是五开间的，以扩大门面的形象，不过它的门洞仍然是开在明间。

牌坊门脸在南方，也普遍用于寺庙、会馆和祠堂等公共建筑，一般是采用三至五开间的做法。三开间和五开间的牌坊门脸，除了在当心间处开门洞之外，两端也常开有两个小门。一些公共建筑还会特意将牌坊部分升高，突出与墙面，形成一座下部贴着墙面上部完整的随墙式牌楼门，甚至还贴着壁柱做抱鼓石。这种做法以江南安徽江西等地为多，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寺庙祠堂大门，也有类似的做法，但牌楼的造型不是砖雕而用灰塑，并施以大量色彩，略显花俏，不如砖雕牌坊门脸严谨雅致。

最简单的随墙门，是在墙面上开个门洞，再安装门扇，但是园林中的门洞，很多都不装门扇。由于这种门不够庄重，所以一般多用于便门，旁门或是侧门。也许，正是因为它们比较随意，所以才会被广泛地应用在园林之中，这种门叫“门洞”，也叫“么锦门”，圆形的门洞称“月亮门”。门洞的形状，随着建筑环境性质和所处位置的不同而千变万化。在建筑组群中，门洞的形状较为简洁，多用方、圆和八角形的门洞，以便于通行为原则。但是在园林中，为了配合景观处理，门洞的形状就变得轻巧玲珑、丰富多彩了。

园林中的么锦门有圆形圭角形长方形、八角形、六角形、汉瓶形、如意形、梅花形、海棠形、贝叶形和葫芦形等等，有些门洞洞口的门框，还用青砖砌成云纹、回纹等装饰线脚（皮条边），在白色粉墙的衬托下，使门洞变得更加精致。这些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门洞，与周围的建筑山石花木相互映衬，为园林增添了别样情趣。门洞还具有框景的作用，可以把园林中的美景，镶嵌成一幅幅的优美画面，使纳入画框的景物，不论天空、山石、水面还是花树，皆因景框而增色，令园林意境获得升华。